期刊信息
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
ISSN:0257-5914
CN:11-1009/I
语言:中文
周期:双月
影响因子:0.283217
数据库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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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郭沫若文化抗战的遗产及其当代启示纪念中国人(2)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第二,革命信念与文化抗战相结合。郭沫若早期的革命信念,既基于对20世纪初叶中国政治腐朽、军阀混战、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残酷社会现实之清醒
第二,革命信念与文化抗战相结合。郭沫若早期的革命信念,既基于对20世纪初叶中国政治腐朽、军阀混战、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残酷社会现实之清醒认识,也基于对古老中国几千年发展历史兴衰更迭、分合相继的经验与教训之观察思考,尤其是五四运动经由思想启蒙的文化运动发端,进而逐步形成全社会反帝反封建、追求民主科学的政治目标与社会体制的基本共识,使满腔热血矢志报国的青年郭沫若树立起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他名噪一时、且对一代青年产生重大影响的新诗创作,他投笔从戎、加入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军人行伍的行动,显然都是为了实现他的革命理想,是其践行政治信念的具体体现。即使郭沫若经历了五四之后时局沉闷与创作激情退潮的双重思想困惑,但具有浪漫气质与英雄主义理想情结的新型知识分子郭沫若,总是能够很快从心灵矛盾与人生选择困惑中摆脱出来,步入追逐人生和社会梦想的正确道路。显然,一路走来的郭沫若,坚定的革命信念无时无刻不在指引和鼓励着他,这一点起着决定性作用。邓小平在郭沫若的追悼会上代表党和国家评价其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8]3,完全恰如其分,实至名归。
抗战爆发以后,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形势与矛盾发生了巨大变化,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目标实现进程被突如其来的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侵吞中国的霸权野心打乱了,全民抗战、救亡图存成为国家与民族的首要任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也把实现国共合作、建立全民抗战的广泛统一战线作为工作的核心目标。在此形势下,从日本回国参加抗战的郭沫若,本来受到国共双方的高度关注,他自己也打算奔赴延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做事,但党的核心领导层认为,让郭沫若留在国统区,为促进国共合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而发挥作用,意义更大。在是否应召去南京面见蒋介石、是否接受国民政府第三厅厅长的职位、以及是否愿意跟陈诚、贺衷寒、康泽等人合作共事等问题上,郭沫若的确表示出了一再犹豫和担忧,感情与理智再次把他推向艰难的抉择。通过周恩来等人做工作和他自己的深思熟虑反复权衡,最终选择了留在国统区,就任三厅厅长之职。但是,从一开始郭沫若就认定,三厅不能成为国民党装潢门面的文化摆设,而是要让它成为宣传共产党抗日主张、团结各方人士形成广泛统一战线、进行文化抗战的重要力量。郭沫若自己清楚,无论从党组织的决定看,还是他本人的情况看,由他来主导全国文化抗战工作,无论于全局还是他个人,都应该是最恰当的。从1938年4月1日三厅挂牌成立,到1945年3月30日文化工作委员会被强行解散,整7年间郭沫若都在国统区负责全国文化宣传工作,中间遇到的困难、艰险、矛盾、刁难不计其数,但他能够不计个人荣辱安危坚持下来,并组织各方力量共同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文化抗战工作,对维护抗日统一战线、争取抗战胜利,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这不能不说是其坚定的信念、坚韧的意志和为国家民族前途命运而战的理想在支撑和激励着他。郭沫若在抗战期间取得的成功,是其将自己一贯的坚定革命信念与特殊形势下开展好文化抗战工作二者有机结合的结果,这是其重要的秘诀与经验之一。
第三,文化个性与现实需要相结合。被周恩来称为“新文化时代的人物”、“他的事业的发端,是从‘五四’运动中孕育出来的”郭沫若,其鲜明的文化个性特征引人注目。如果说早年郭沫若不满旧式教育逃学闹事、不满包办婚姻离家走出夔门、不满中国文化落后奔赴东瀛求取新知等表现了其与生俱来的性格叛逆一面,那么,经历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郭沫若,则更多地注重把个人的兴趣、理想,与时事变化、现实需要、国家利益、民族命运紧密地联系起来,用文学的形式表达出来,用自己的行动努力践行。抗战爆发以后,现实需要对郭沫若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郭沫若回国前夕,已经作好了“投笔请缨”和再着“戎衣”的思想准备[9]44-45,打算像参与北伐和南昌起义一样,做一个奔赴前线的战士,与侵略者浴血奋战。但回国以后,无论是中共中央还是他的友人,都希望郭沫若能够在国统区最大限度地团结文化人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动员民众、鼓舞将士,筑牢全民抗战的爱国统一战线,维护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大局。
在此背景下,郭沫若为了现实需要,作出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改变:在文化个性上,他最大限度地收敛了五四时期极度张扬自我、高呼“破坏”一切现有秩序、强调无政府主义的个人自由等“狂飚”言行,转而表现出更加理智的大局观念、组织观念、群体观念、合作观念,不仅选择了留在国统区,接受了国民政府的职位安排,而且在工作中采取既合作又斗争、原则性与灵活性适当结合的方式,展示出更加成熟、更加理性、更具组织协调能力的文化工作领导者风采。在开展文化宣传的方法上,郭沫若按照唤醒民族、鼓舞斗志的现实要求,他尽量采用奔赴战斗一线、面对各类社会群体直接演讲的方式,发挥他的演讲天赋,营造热烈现场气氛,达到最佳宣传效果。据有研究者统计,自1939年初至1945年4月,郭沫若以抗日宣传为主题的口头演讲就达到50多次。[10]245在文艺表现风格上,为了适应普通民众的接受水平,以及不断强化抗战意识的现实需要,郭沫若大力倡导表现形式的浅显简单,并且需要不厌其烦地加以重复,他在《抗战与文化问题》中阐述了其中的道理:“所谓‘抗战到底,最后胜利必属于我’的理论,的的确确是很简单的,但我们须要有多量的方法来表现这种理论,并须要有多量的机会来发挥这种理论,务使理论化而为行动。对于这种理论的表现和发挥是应该不厌其繁复的。因为理论虽简单,而对于大众并未做到深入而普及的地步,大众既需要简单的理论,而尤需要这种理论的翻来复去的重述。”[11]291就以这篇《抗战与文化问题》的表达形式看,为了阐述文化与抗战的密切关系,以及动员全民抗战的重要性,郭沫若即以人体生病的肌理和正确对症治病的道理进行类比说明,形象生动,通俗明白。
文章来源:《文学遗产》 网址: http://www.wxyczzs.cn/qikandaodu/2021/0304/48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