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信息
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
ISSN:0257-5914
CN:11-1009/I
语言:中文
周期:双月
影响因子:0.283217
数据库收录:
北大核心期刊(1992版);北大核心期刊(1996版);北大核心期刊(2000版);北大核心期刊(2004版);北大核心期刊(2008版);北大核心期刊(2011版);北大核心期刊(2014版);北大核心期刊(2017版);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1998);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1999);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00-2002);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03);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04-2005);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06-2007);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08-2009);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10-2011);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12-2013);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14-2016);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17-2018);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19-2020);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国人文社科核心期刊;社科基金资助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期刊分类:中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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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郭沫若文化抗战的遗产及其当代启示纪念中国人(4)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在历史剧创作方面,郭沫若本人已经说得比较多,其面世以后在当时的确产生了巨大影响,现代的研究者论述也比较充分,笔者不打算多做赘述。总体上看
在历史剧创作方面,郭沫若本人已经说得比较多,其面世以后在当时的确产生了巨大影响,现代的研究者论述也比较充分,笔者不打算多做赘述。总体上看,郭沫若六部历史剧的题材,其中四部选择了战国时代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他们都以反分裂、反专制的立场与作为而分为正反两个阵营,进行正义与非正义的斗争;而《孔雀胆》《南冠草》二剧,则突出了民族团结和爱国主义主题。这类题材的选择,显然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宣传教育意义。郭沫若在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尽管有着从先秦到明末的巨大时间跨度,但作者确立的正面与反面的标准却是完全统一的,那就是看他是不是具有爱国主义的言行、民族主义气节和敢于与分裂者、独裁者、妥协者作斗争,甚至不惜以付出生命作为代价。为了歌颂正义,强化社会教育效果,他有意识地虚构戏剧人物,让他们为维护正义而死,以增强戏剧效果和对观众的心理冲击力。在发掘与发展历史精神方面,郭沫若主张研究历史与创作史剧有着明显不同,历史研究必须实事求是,而史剧创作应该“失事求似”,他说:“史学家是发掘历史的精神,史剧家是发展历史的精神。”[16]501作为史学家的郭沫若,研究战国时期的史实与重点人物,意在发掘其背后的爱国主义思想、国家统一进步的历史精神;而作为史剧家的郭沫若,通过戏剧艺术形式,把这种历史精神与现实斗争需要有机结合起来,便是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发展与弘扬。
郭沫若抗战时期散文及其他文艺形式的创作情况,由于篇幅限制,这里不再涉及。
在学术研究方面,郭沫若抗战时期主要集中于先秦思想史与历史人物的研究,代表性著作有《屈原研究》《十批判书》《先秦学说述林》《周易的构成年代》,及《青铜时代》《历史人物》《史学论集》收录的部分史学论文。从事学术研究,郭沫若一直有着明确的动机与目的,这就是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所说的“: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17]6抗战时期从事学术研究的情况,郭沫若在《我怎样写〈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中也有交代,他首先说“:我的从事古代学术的研究,事实上是娱情聊胜于无的事。假如有更多的实际工作给我做,我倒也并不甘心做一个旧书本子里面的蠹鱼。然而时代毕竟善于调侃,回国以来转瞬八年,时局尽管是怎样繁剧,国内国外都是一片烽火连天,而我在最近的两三年间却又得到了充分的闲暇,使我走起回头路来。”[18]466需要注意的是,这篇写于1945年5月的《后记》,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一直对他不信任并不断设置各种工作障碍等做法的不满,牢骚意味明显。郭沫若从事古代历史的研究,并不像他在文中所说的那么简单与无聊,他本身也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带有明显现实意义的。接下来郭沫若又说“:回国以来担任了将近三年的宣传工作,后来又被改任为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五年来的‘文化工作’最近告了结束,我这两个集子也不先不后在这时完成,倒也是值得纪念的事。但我也须得多谢文工会的一些朋友们,是他们没有让我过问会内的杂务,使我得集中精力读书。”[18]467所言也许属实,朋友们让他从杂务琐事中解脱出来,有更多时间做历史研究和历史剧创作工作,其作用与意义会更大。但更直接的原因是,自1940年成立国民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后,郭沫若基本被闲置了,他时不时有被当成“花瓶”摆放在那里的感觉,既然文工会本身就没有多少重要的事情可做,故朋友们觉得他更无必要浪费精力和时间,去做那些不痛不痒的“杂事”了。
郭沫若的史学研究,现代史学界作了很多总结与评价,当然也引起很多争议甚至出现个别根本性否定的观点。郭沫若自己毫不隐晦其与流行观点包括“新史学派”见解的巨大分歧,抗战时期关于儒家、墨家等先秦诸子的研究结论,与一般的观点和结论差不多都是对立的。[18]467-468在历史人物评价上,郭沫若更是以“翻案”著称,他自己对此颇为自得,学术界由此引出的争议也最多。但这并不是郭沫若故意标新立异、惊世骇俗,他有自己一以贯之的研究动机、学术思想和史学方法。比如研究必须服务于现实需要,必须在占有充分资料并进行综合比较之后作出评价结论,必须以“人民本位”作为评价历史人物作用和历史事件价值的根本标准,这些基本原则是他从未动摇过的。即使在郭沫若自身的人生成长与学术成熟过程中,其20年代、30年代与40年代的观点和结论发生了许多变化与修正,但这些核心的学术理念在其整个学术生涯中,是一直得到遵守的。现代研究者看待郭沫若数十年积累下来的学术成果,不宜过于纠缠于某些技术粗疏或方法失误的细枝末节,而应该更多地把郭沫若还原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现实的真实场景中去,探寻他为什么要那样强烈地让历史研究服务于革命现实的需要,那样强烈地强调研究历史重在发掘历史的精神,那样紧密地将历史研究与历史剧创作结合在一起,实现发展历史精神的现实目的。只有明了这些郭沫若学术研究的重大问题,才能更好理解郭沫若在当时背景下如此作为的深刻缘由,从而全面客观地评价郭沫若的学术贡献和学术地位。
文章来源:《文学遗产》 网址: http://www.wxyczzs.cn/qikandaodu/2021/0304/48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