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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
ISSN:0257-5914
CN:11-1009/I
语言:中文
周期:双月
影响因子:0.283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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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论纳博科夫的民族性与世界性(4)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歌德曾对莎士比亚评论道:“说不尽的莎士比亚。”这恰如其分地道出了莎士比亚文本的开放性和多元性特点。同样,纳博科夫笔下艺术世界的多层面和多
歌德曾对莎士比亚评论道:“说不尽的莎士比亚。”这恰如其分地道出了莎士比亚文本的开放性和多元性特点。同样,纳博科夫笔下艺术世界的多层面和多色彩的主题思想,文本世界的独立、交融与开放,多重文本中独特的文体魅力和抒情天性同样赋予了纳博科夫伟大与深刻的经典品质。纳博科夫的艺术创作一方面是基于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传统,维护着创作中的“俄罗斯性”;另一方面,他不仅为西方开启了一扇大门,让英语读者了解19世纪上半叶伟大的俄罗斯经典作家及作品,还通过双语(俄、英)创作出闻名世界的文学瑰宝,最终成为20世纪世界文学中最伟大的文学大师之一。
三、结 语
经过一百年多年漫长的批评历程,国内外纳博科夫研究也步入了“后纳博科夫”研究时代。站在前人的学术成果基础上,当代的研究学者在具备厚实的研究基础的同时,还面临着如何发现并阐释新史料、新视角、新观点等诸多瓶颈。因此,“后纳博科夫”时代的学者需要极大的学术创新、智慧与勇气,不断突破前人的研究局限,开拓疆域。纳博科夫的民族性是立基于俄罗斯厚实的古典文学传统基因之上得以厚植和沉淀。纳博科夫在传统的根基中创作和实验,在诗歌、小说和文学批评方面成就了文学大师的声誉。
在中外几代学者的努力下,纳博科夫的“世界性”阐释越来越深入和多元;纳博科夫的“形象”,正通过其丰富的文本形式和人生经历,从单一的平面形象转向多元化的立体形象。“后纳博科夫”研究时代,对纳博科夫的研究依然在路上,需要新一代青年学者和学术骨干运用批判的思维、开阔的视野和创新的方法将纳博科夫的文学遗产不断向世界传播。事实上,其文学遗产在世界传播的过程也是其文学作品不断经典化的重构过程,这也是纳博科夫遗产的最大价值。而对于诗人、作家纳博科夫而言,他留给世界的文学遗产博大而多样,理解真正的纳博科夫似乎要去掉过多的伪饰和标签。读者和评论者只需静静地走进作家的传记和文本世界,去领悟他的艺术瑰宝和经典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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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世界伟大作家的研究之所以能够恒久不衰,不断地除旧布新,其根本原因在于其文学创作思想和作品文本中的民族性、世界性和经典性遗产与价值。经过国内外一个多世纪的解读与正名,纳博科夫作为世界文学家的地位已经确立。在20世纪最后一年,《纽约时报》公布了20世纪最优秀的100部英文小说,其中《洛丽塔》名列第4位,《微暗的火》名列第53位。纳博科夫作为现代经典作家的地位得以巩固。国内外对纳博科夫文学批评研究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漫长历程(1916—2018),其民族主义立场和世界主义文学创作思想直至今日依然在国内外得以广泛研究与传播。4月23日,是世界著名文学家威廉·莎士比亚和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诞辰日。尽管两位文学大师诞辰日横跨300多年,但是两者因其经典剧作和经典小说都为世界文学史做出了巨大贡献,是真正的世界文学瑰宝。在查明建看来,莎士比亚的核心品质就是其作品人性主题的世界性和艺术形成的经典性。普适性、审美性、可变性、现代性、多元文化性是莎士比亚核心品质在跨时空、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显现的结果,是其核心品质的外在体现。[1]而对于纳博科夫而言,尽管其影响没有莎士比亚那样广泛深远,其作品中的经典品质又具备什么样的内在和外在表征呢?作为20世纪俄罗斯侨民文学第一浪潮中的杰出代表,纳博科夫的俄罗斯民族性与其世界性又有着怎样的有机联系?为此,从纳博科夫的流亡经历、文学世界等多重维度去透视其文学创作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等问题,会引发人们对作家作品及其创作思想更深一层的思考。一、纳博科夫的民族性及其俄罗斯文学传统纳博科夫在世界文学中获得了伟大的修辞学家的声望,使得他在俄罗斯侨民界被视为一个“世界主义”作家。“认为纳博科夫在美学上是个‘世界主义者’,不仅没有受到俄罗斯文化的影响,也根本不具备‘俄罗斯性’”。[2]世纪30年代的西林(Sirin)在俄罗斯侨民评论圈子里颇受质疑。颇具代表的是作家的文学政敌伊万诺夫(Georgii Ivonov)和阿达莫维奇(Georgii Adamovich)使用诸多侮辱性的比喻贬低纳博科夫,形成了反对作家的强大潮流。这种误读不仅出现在俄罗斯本土,在中国学界也有学者质疑纳博科夫的俄罗斯民族性特征。[注]李建军在《对俄罗斯文学的疏离与误解——论纳博科夫的文学理念与文学批评》(载《文艺争鸣》2018年第5期,第47~57页)一文中明显对纳博科夫的文学创作与批评带有误解与偏见。他引用俄罗斯“第二拨”和“第三拨”侨民学者的错误说法来支持他的观点。殊不知,在《俄罗斯侨民文学史》一书中,A. B. 列捷尼奥夫明确指出关于纳博科夫“非俄罗斯性”的说法,是基于政治原因得到了苏联意识形态机构的支持,而这种评价显然是错误的。参见文献[3]。为此,国内学者从纳博科夫文学创作与俄罗斯文学传统的关系着手,驳斥了国内外学者对纳博科夫创作的错误认识,认为纳博科夫继承了俄罗斯古典文学传统,并发展了俄罗斯文学的人道主义传统。[注]国外文献请参考文献[4],作者大量探讨了纳博科夫的“俄罗斯性”与“非俄罗斯性”的关系问题,以及文献[5],作者对纳博科夫与俄罗斯文学传统的关系做了深入思考。国内文献请分别参考文献[6]和文献[7]。此外,国内学者汪小玲以纳博科夫文学理论为研究对象,从其“美国性”和“俄罗斯性”特点出发,深入探究纳博科夫文论与欧美文学思想的关联,并在世界文论发展的动态语境下,系统研究纳博科夫文学思想的“世界性”特点,揭示纳博科夫文学理论的独特性和包容性。[8]既然国内外学者均驳斥对纳博科夫缺乏“俄罗斯性”的指责,坚决地为作家正名与辩护,那么,纳博科夫的艺术创作与俄罗斯文学传统的联系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首先,A. B. 列捷尼奥夫认为,纳博科夫与俄罗斯文化的联系不仅表现在其文学创作方面,还表现在他论述俄罗斯文学史的著作,以及将俄罗斯诗人普希金、莱蒙托夫等诗作译成英文。在向英语读者介绍俄罗斯经典作品这一方面,俄罗斯侨民中没有谁能与纳博科夫相媲美。[3]439列捷尼奥夫对纳博科夫的评价是客观公正的。仅纳博科夫带有详尽注释的四卷本译著《叶普盖尼·奥涅金》就足以令人肃然起敬。纳博科夫在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和具有独特的创作特色。“纳博科夫的创作具有非正统的题材和极其高超的修辞特色,正是他的创作基本保证了当代俄罗斯文学对20世纪文学的继承。‘纳博科夫现象’的独特性更大程度上缘于他对两个民族文学史的参与——俄罗斯文学和美国文学。”[2]425因此,从文学史的视角来看,无论是俄罗斯本土作家撰写的《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20-90年代主要作家》《俄罗斯侨民文学史》,还是八卷本的《剑桥美国文学史》,纳博科夫在世界文学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再者,细心的读者从纳博科夫的早期诗歌和小说文本中可以处处发现纳博科夫创作对白银时代的继承与发展。“作家主要的秘诀、他与众不同的修辞手法的奥秘就在于将抒情原则娴熟地用于组织文本叙事形式。纳博科夫修辞风格的演变是对俄罗斯白银时代诗学的接受和加工。”[2]429纳博科夫的权威传记作家博伊德将纳博科夫的传记生涯分为俄罗斯时期和美国时期。纳博科夫的俄罗斯时期就是作家一部生动的侨民流亡史。纳博科夫携妻带子、颠沛流离,勾勒出一幅从克里米亚、德国柏林、法国巴黎到美国的流亡文学地图。从20世纪20—30年代,纳博科夫用俄语创作了《玛丽》《卢仁的防守》《绝望》《死刑邀请》《天资》等小说佳作,青年作家西林在俄罗斯境外侨民圈子崭露头角。“事实上,同时代的俄罗斯作家中没有一位像纳博科夫一样如此多地关注俄罗斯古典和当代作家。他以多样的方式对许多传统的文本和作家给予了回应与映射。纳博科夫的每一部俄语小说都包含着对普希金诗篇的回音。”[9]123作家的第一部小说《玛丽》(1926)以《叶普盖尼·奥涅金》的一首引语作为开篇,而作家的最后一部俄语小说《天资》(1937—1938)以对奥涅金诗节的模仿和对普希金的诗体小说最后一个场景的指涉结束。纳博科夫在其多重文本中不仅向俄罗斯文学之父普希金致敬,更向由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托尔斯泰、契科夫等文学巨匠构成的俄罗斯古典文学传统表示敬意。纳博科夫创作的独特性在于作家在艺术创作中并不是粗糙地效仿,而是以驳斥、对话和再阐释的方式延续着古典俄罗斯传统。“纳博科夫认为现代俄罗斯作家应该不断地质疑和检验经典,揭露陈腐的观念,发展一直被忽视或者未被尝试的潜力。否则,俄罗斯古典作家的遗产将会陷入僵化,最终成为女孩子手中的碎布娃娃。”[9]125可见,纳博科夫对待俄罗斯文学传统不是僵化接受,而是运用高超的想象力,透过互文指涉、不可靠叙事、典故引用、文字游戏、戏拟模仿等多重棱镜,将俄罗斯文学传统发扬光大。最后,纳博科夫对俄罗斯民族文学传统的忠贞与坚守在于他不仅具有丰富的艺术创作思想,还具有独特的文学批评观。纳博科夫既是一位优秀的作家,还是一名一流的读者和批评家。他曾经说:“批评的权利仅次于创作的权利,也是思想和言论自由所能赐予我们的最宝贵的礼物。”[10]1他撰写的三部文学讲稿《文学讲稿》《俄罗斯文学讲稿》及《〈堂吉诃德〉讲稿》较为全面地反映出作家的文学观和批评观,带领读者通过独特的文学分析方法和文本细节解读去探究伟大作品背后复杂微妙的创作轨迹和神秘的文学结构。在《文学讲稿》中他专注于解读七位欧美作家,而在《俄罗斯文学讲稿》中聚焦俄罗斯的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和高尔基等六位重要作家,以此描绘出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辉煌光谱。纳博科夫通过其文学课堂让读者去接触大作家们的诗文、小说的风格、意象、体裁等艺术魅力。在他看来,“衡量一部小说的质量如何,最终要看它能不能兼备诗道的精微与科学的直觉。聪明的读者在欣赏一部天才之作的时候,为了充分领略其中的艺术魅力,不只是用心灵,也不全是脑筋,而是用脊椎骨去读的”[10]8-9。纳博科夫的批评观是将俄罗斯伟大作家作品的解读融入世界优秀艺术传统的洪流之中,用心灵、脑筋和敏感的脊椎骨去领略欣赏天才之作时带来的审美愉悦和心灵震颤。总之,作为俄罗斯作家的品质或特性,“俄罗斯性”是俄罗斯古典和现代作家生存的根基所在,维护传统是艺术家们的共同价值观。“俄国文化中源远流长的‘文学中心主义’,是俄罗斯民族精神和国家意识养成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俄罗斯民族借助文学获得的身份认同,就是俄罗斯人民族意识中根深蒂固的‘文学的想象共同体’。”[11]纳博科夫作为“想象共同体”中的一分子,似乎想象得更丰富、走得更远。他将俄罗斯文学传统透过境外俄罗斯侨民文学的透镜融入世界文学的洪流之中,无疑也让自己的创作具备了世界主义的倾向。二、纳博科夫的世界性:文学遗产的经典重构与世界传播纳博科夫早期的流亡生活、使用俄英双语创作和翻译、身份认同受到多重文化影响、小说创作的实验性和现代性等多种因素使得纳博科夫的创作具备世界性的文学范式。“纳博科夫的创作天然带有两种并置的话语体系:民族性的和世界性的。一方面作家试图从多元文化碰撞中寻求一种延续自身文化的民族属性,另一方面又希望在新的环境中建构独树一帜的个体意志,二者在纳博科夫身上达成了互补的一致。这种文化同存思维使纳博科夫富有预见性地意识到文学的世界性场域——一种消解中心意识、主张多元认同的世界主义。”[12]在20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中,纳博科夫的创作生涯延续着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传统的同时,还通过创作和翻译等手段不断地将俄罗斯文学经典,尤其是普希金、果戈理、契科夫等古典作家的作品,介绍并传播给西方读者。纳博科夫在其艺术生涯的不同阶段分别使用俄语和英语进行创作,终于在20世纪俄罗斯侨民文学圈中确立了杰出的艺术大师的声誉。当《洛丽塔》《普宁》《微暗的火》《阿达》等英语杰作相继出版后,纳博科夫多层次的艺术世界、复杂的语言游戏和后现代叙事策略让其民族性特征转向了世界性和普遍性的艺术特性。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掀起的“洛丽塔”飓风,成为20世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体现了纳博科夫的世界性和普世性价值。总体而言,纳博科夫的世界性不仅体现于其艺术创作中的游戏因素和风格魅力,还体现于其创作中的抒情性奥秘和多元主题思想。“20世纪的文学主潮是现代主义,现代主义核心的美学追求是反叛性、先锋性、实验性,是对既有文学规范的颠覆。”[13]而纳博科夫的创作生涯囊括了俄罗斯侨民文学的三次浪潮。换言之,纳博科夫现象的世界性跨越了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阶段。尤其是小说代表作品具有开放性和实验性等特点,其小说《微暗的火》《劳拉的原型》《阿达》等先锋之作明显具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创作特点。作家同博尔赫斯、巴斯一样被誉为后现代主义作家,尽管纳博科夫声称不属于任何团体,没有什么教条或派别对其产生任何影响。[注]纳博科夫在1962年接受记者采访时做出上述回答,体现出作家艺术创作的独特性。参见文献[14]。纳博科夫的艺术作品最初进入世界读者的视野主要是通过其文体的创作和实验技巧。作家如同一个高明的魔法师,运用变幻无穷的手法和游戏来展示复杂多变的世界。在《文学讲稿》中,纳博科夫认为从“大作家总归是大魔法师”的观点出发,读者才能努力领悟他的天才之作的神妙魔力,研究他诗文、小说的风格、意象、体裁,也就能深入接触到作品最有兴味的部分。[15]在《俄罗斯侨民文学史》著作中,A. B. 列捷尼奥夫独立撰写了纳博科夫章节。他认为纳博科夫在俄罗斯侨民文学中占据着一个特殊的地位。纳博科夫的世界主义诉求是基于其创作生涯俄罗斯时期的民族主义立场的。纳博科夫通过翻译普希金的作品向西方传播俄罗斯经典作品,为西方读者了解俄罗斯古典文学优秀作品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由博佐维奇(Marijeta Bozovic)和莫森(Gary Saul Morson)共同撰写的《纳博科夫经典:从〈奥涅金〉到〈阿达〉》(Nabokov’sCanon:FromOnegintoAda, 2016)中,通过颇具洞察力的研究,作者提出纳博科夫的翻译大作《尤金·奥涅金》以及后期创作的英文小说《阿达》等揭示出纳博科夫将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代表经典作品同俄罗斯文学一起视为艺术主流的雄心和抱负。在两位作者看来,纳博科夫的经典具有跨语际和跨国界性特征,其不朽的艺术作品对几代多元化的国际作家而言仍然是强有力的源文本,对视觉的、电影的、音乐的以及其他艺术形式改编仍是丰富的创作素材。[16]纳博科夫认为,世界文学的顶峰是莎士比亚和普希金。在接受BBC电视台记者采访时,他曾回答通过翻译普希金以及论析普希金的英语作品来对俄罗斯文学表达敬意。“普希金的血液不可避免地流淌在现代俄国文学的静脉中,一如英国文学流淌着莎士比亚的血液。”[14]64同莎士比亚一样,纳博科夫的艺术魅力首先在于其独特的语言艺术和游戏精神。其实,纳博科夫在世界文学中能够占有一席之地,主要归因其艺术作品的创作形式和语言技巧。当被问及写作的目的时,纳博科夫答道:“既是为了自得其乐,也是为了知难而上。我的写作没有什么社会目的,也不传递道德信息;我就是喜欢编造带有优雅谜底的谜语。”[14]16《每日邮报》曾对纳博科夫评论道,自莎士比亚之后,没有第二个作家对语言的浇铸与运用能够如此灵动、慧黠以及创造力十足。其实,西方学界最初对纳博科夫作品的研究与解读就是从其文本中的语词、技法、结构等形式批评方面切入的,以揭示纳博科夫的创作风格和艺术手法,于是纳博科夫被贴上了醉心于艺术形式、玩弄花招的魔术师的错误标签,容易将读者引入误区。[注]在俄罗斯本土和西方学界存在一种较有影响力的观念——纳博科夫的“游戏诗学”,认为纳博科夫的作品是一种独特的精妙游戏,缺少心理内涵和形而上的内涵。参见文献[2]。好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学界逐步转向纳博科夫伦理的、形而上的研究思路,在皮弗、博伊德、亚历山大罗夫、康纳利等学者的推动下,读者开始走出纳博科夫的文体阐释,而更多地关注其作品中的主题思想、道德意图、彼岸世界等内容和意义阐发。艺术家的经典性品性既要有深刻的思想,还要有“有意味的形式”。在兰格看来,艺术家是靠其对情感符号形式的直觉,并有意识地将感情认识投射进客观形式之中而成为艺术家的。[17]纳博科夫的艺术创作是融审美性和思想性于一体的。纳博科夫的艺术观可以从其撰写的“关于一本题为《洛丽塔》的书”的后记中窥见一斑。“对于我来说,只有在虚构作品能给我带来直截地称之为美学幸福的东西时,它才是存在的;那是一种多少总能连接上与艺术(好奇、敦厚、善良、陶醉)为伴的其他生存状态的感觉。”[18]在纳博科夫看来,艺术的魔力渗透于艺术家的叙事风格、技巧、语言和实验游戏中。在刘佳林看来,纳博科夫与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的理论主张距离更近。纳博科夫所说的文学的魔力实际上就是形式批评学派共同强调的文学性。[19]国内外已有多位学者撰文阐释了纳博科夫与俄国形式主义诗学、英美新批评、浪漫主义等文学理论的内在联系,揭示了其小说中形式手法的深刻内涵。与此同时,国内外学者运用形式批评和伦理批评综合性研究方法以揭示纳博科夫创作密码背后深沉的道德和伦理内涵。纳博科夫曾预言道:“总有一天会出现一位对我作出崭新评价的人,宣称我远不是轻浮之徒,而是一位严峻的道德家,旨在驱逐罪恶,拷住愚昧,嘲弄庸俗和残酷——而且施无上的权力于温厚、天资和自尊。”[14]193如今作家对自我的预言性评价已经成为现实。纳博科夫在世界文坛的形象不仅是一位玩弄文学戏法的魔法师,还是一位道德哲学家,其独特的创作密码背后隐藏着深刻的伦理内涵和形而上思想。歌德曾对莎士比亚评论道:“说不尽的莎士比亚。”这恰如其分地道出了莎士比亚文本的开放性和多元性特点。同样,纳博科夫笔下艺术世界的多层面和多色彩的主题思想,文本世界的独立、交融与开放,多重文本中独特的文体魅力和抒情天性同样赋予了纳博科夫伟大与深刻的经典品质。纳博科夫的艺术创作一方面是基于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传统,维护着创作中的“俄罗斯性”;另一方面,他不仅为西方开启了一扇大门,让英语读者了解19世纪上半叶伟大的俄罗斯经典作家及作品,还通过双语(俄、英)创作出闻名世界的文学瑰宝,最终成为20世纪世界文学中最伟大的文学大师之一。三、结 语经过一百年多年漫长的批评历程,国内外纳博科夫研究也步入了“后纳博科夫”研究时代。站在前人的学术成果基础上,当代的研究学者在具备厚实的研究基础的同时,还面临着如何发现并阐释新史料、新视角、新观点等诸多瓶颈。因此,“后纳博科夫”时代的学者需要极大的学术创新、智慧与勇气,不断突破前人的研究局限,开拓疆域。纳博科夫的民族性是立基于俄罗斯厚实的古典文学传统基因之上得以厚植和沉淀。纳博科夫在传统的根基中创作和实验,在诗歌、小说和文学批评方面成就了文学大师的声誉。在中外几代学者的努力下,纳博科夫的“世界性”阐释越来越深入和多元;纳博科夫的“形象”,正通过其丰富的文本形式和人生经历,从单一的平面形象转向多元化的立体形象。“后纳博科夫”研究时代,对纳博科夫的研究依然在路上,需要新一代青年学者和学术骨干运用批判的思维、开阔的视野和创新的方法将纳博科夫的文学遗产不断向世界传播。事实上,其文学遗产在世界传播的过程也是其文学作品不断经典化的重构过程,这也是纳博科夫遗产的最大价值。而对于诗人、作家纳博科夫而言,他留给世界的文学遗产博大而多样,理解真正的纳博科夫似乎要去掉过多的伪饰和标签。读者和评论者只需静静地走进作家的传记和文本世界,去领悟他的艺术瑰宝和经典品性。参 考 文 献[1]查明建.论莎士比亚的经典性与世界性[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6(6):855.[2]科尔米洛夫.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20—90年代主要作家[M].赵丹,段丽君,胡学星,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3]阿格诺索夫.俄罗斯侨民文学史[M].刘文飞,陈方,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4]阿纳斯塔斯耶夫.纳博科夫现象[M].莫斯科:苏联作家出版社,1992.[5]沙霍夫斯卡娅.寻找纳博科夫[M].莫斯科:书籍出版社,1991:10-107.[6]刘文霞.“俄罗斯性”与“非俄罗斯性”——论纳博科夫与俄罗斯文学传统[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0:5.[7]邱静娟.继承与超越——纳博科夫俄语长篇小说与俄罗斯文学传统[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9:6.[8]汪小玲.美国性·俄罗斯性·世界性:纳博科夫文学理论研究[J].文学理论前沿,2016(2):50-69.[9]DOLININ A, “The Russian literary canon”, Vladimir Nabokov in context[M]. BETHEA D M, FRANK 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10]纳博科夫.俄罗斯文学讲稿[M].丁骏,王建开,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11]刘文飞.俄国文学和俄罗斯民族意识[J].外国文学,2018(5):11.[12]王丹.论纳博科夫文学创作中的世界主义倾向与文化立场[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126.[13]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20世纪的小说和小说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2.[14]纳博科夫.独抒己见[M].唐建清,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2.[15]纳博科夫.文学讲稿[M].申慧辉,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5.[16]BOZOVIC M, MORSON G S. Nabokov’s canon: from Onegin to Ada[M].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16: 5.[17]LANGER S K. Feeling and form: a theory of art[M].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53: 390.[18]纳博科夫.洛丽塔[M].主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500.[19]刘佳林.论纳博科夫的文学观[J].国外文学,2006(1):39.
文章来源:《文学遗产》 网址: http://www.wxyczzs.cn/qikandaodu/2020/1111/368.html